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年初出版后，据说销得还好，这在我自然是好消息。这些年有种莫名其妙的心理，借了师陀的说法，怕自己的书待在书店的架子上“看人”。我猜想这“销得还好”或许因了某些读者的好奇——他们想知道一个文学研究者在这种题目下能写出些什么东西。当然他们将书打开之后就会有上当之感，因为它确实令人难以卒读。关于这本书我听了一些好话，那些好话通常附加有如下说明，即“抱歉未能读完全书”。也有人奇怪何以迟迟未见书评，我想那多半因了它的非驴非马，既非文学又非史学的吧。
至于现在看起来章节井然的研究，在其进行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其实是未经明确设计的。情况倒像是，我依照自己的兴趣与训练而与对象相遇，依照我所能运用的方式整理与勾画其轮廓。当然事实并不这样简单。原有的学科分类、知识种类的划分，势必悄悄地参与了整个过程。但那种介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不明确的位置，仍然给了我一定的自由度，使我至少看起来像是用“自己的方式”面对“明清之际”这一时段的。我想继续利用这种归属不明、性质模糊的研究状况所带给我的便利。最近北大中文系成立了“20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”，“文化”这名目大约就适于接纳如我所作的这一种研究。“文化”在我们这里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，或也正因边界模糊而方便了学科的交叉、融合，甚至也有利于知识重构与学科重建。总要有一片（即使是虚拟的）空旷地带，以便不同的学科交头接耳，使某种“边缘写作”有可安顿。
有朋友说到我所使用的“话题”这概念使他有亲切之感，觉得比较“中国”。在一些概念、用语时尚化之后，启用某些老词，确实会令人有新鲜之感。其实在我，作“话题研究”也非出诸预先的设计。事后想来，将材料作为“言论”、依“话题”梳理，固然与文学研究中形成的习惯有关，或许也因于对澄清“史实”、复原“历史”的可能性的某种怀疑。当然我有关“言论”的理解及具体处理并非没有问题。文集中的史论、政论固可称“言论”，那些私人性的文体，如书札，则只能说是私语，尽管当其纳入“文集”，已减却了其私人性，但那已在私语之后，离开了其言说时的环境。还应当考虑到，由于印刷、发行条件的限制，文集中的“言论”囿于流布的范围，与朝堂上的言论，自有效应的差异。而我在“言论研究”中，将其时公开的议论及私语以至自语（如其人生前未经发表的札记之类），统统作为无差别的“言论”搜集与展示了。还应想到的，是“言论”在何种本文中展开，其上下文，具体的语言环境。如若再考虑到文体在形成言论方式（以至态度）方面发生的作用——如“正史书法”对于叙事，时文、策论之于章奏以至士人通常的论政方式——问题自有更为复杂的性质。
至于将“遗民”作为对象，一方面因有关材料的丰富，更因“易代之际”历史生活的丰富性对于我的吸引；这段历史生活在一种过于道德化的叙事趣味，研究旨趣下，被大大地删略了。当然，我的兴趣也在借诸“遗民”这一具体对象，研究我一向感兴趣的“士”。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我已说到，在我看来，遗民不过是一种特殊历史机缘中的士。这句话反过来说也无不通，即士往往是某种意义上的“遗民”。绝无“遗民性”几不可称之为士；而“易代”不过将其“遗”的条件、情境具体化罢了。因而我从未考虑过将“遗民”呈现为一系列的“事状”（尽管有关的传记材料往往生动，以至耸人听闻），而是呈现为一系列的生存选择。我对遗民事迹叙述的道德化有一份警觉，宁愿花更多的气力于遗民文集，依据遗民本人的言述寻访其“心迹”。这一方向上的研究完全有可能进一步深入，以提供那一时代士大夫的“心史”。
即使决无可能穷尽这一时期历史生活的全部丰富性，我仍不愿放弃这种努力。我试着由所能想到的各种角度接近对象，以便使其多种面相呈现出来，在清理明清之际士人的“言论”、“话题”时，正是相互冲撞的表述，诸种差异，表述背后“关系”的复杂性吸引着我。我不欲舍弃我由文献中触摸到的“感性血肉”，那些与具体的人、人的性情血肉相连的部分；我甚至不愿割舍自己阅读过程中的生动感知，那些个人化的印象，尽管保存这些难免要冒损害“学术性”的代价。我当然也明白这种努力的限度。将“明清之际”阶段性地划出，首先根据的是这一时段在政治史、王朝兴替史上的意义。这也属于我们在历史课上早已认定了的“意义”。囿于这样的眼界，“明清之际”之为时空，其多方面的意义，政治史之外的其他“历史”，比如经济史、人们的“日常生活的历史”，不消说先已落在了研究的视野之外。这又使我对如下问题感到了兴趣，即人们关于“明清之际”这一时段的概念、印象是怎样形成的，即如“节义”这一伦理范畴怎样成为了诠释这段历史的支配性的范畴。
早在这本书完成之前，另一些有关“明清之际”的研究课题已在进行中。这些课题无不要求更广泛的阅读，更艰苦的准备。我已不能满足于仍不免笼统的“话题”，有意作语源、语义、语用的追究，进一步寻绎蕴含在语言形式中的思想线索。有朋友说到那些于今读来枯燥乏味的理学话语，曾经是与具体的生活实践、生存经验，与具体生动的人的感受、想象，与属于其时的意象等等相连的；应当力求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历史情境、语境中。这自然是个太困难的任务，但确实值得作为目标。这种还原当然不能仅仅用理学话语罗列＋传记材料的方式实现，所应致力的，是穿透理学＼生活的隔层，寻索它们在某一更深层次上的连结。这样的目标其实已在我的能力之外；即使如此，设此目标与无此目标仍然是不同的。
有家报纸的评介栏将这本书称作我“最重要的过渡性著作”。如果这“过渡”指还将有一系列后续作品问世的话，我实在不敢对读者作这种承诺。也如研究中国现代文学，最初凭借直觉与对象遭遇，到了后来，即是寻找题目，只是为了作下去。你与学术对象间的有些遇合，是不大可能重复出现的；你自己也难以保有某种状态。当然如上所说，我仍在继续“明清之际”的研究，而且所拟课题的几乎每一个都值得以专书讨论；甚至还不止于此，如果还有意作“考古学”的追溯的话。它们所提出的无尽要求，置我于不停歇的求索的紧张之中。这种紧张或许正是我蓄意谋求的。对于学术的专注方便了逃避——你总有一些难题需要逃避，那么逃进学术中不失为一种选择。但我同时又在作着另一种努力：将“学术”限制在生活的某一范围，不使它过分地扩张以至覆盖。我渴望恢复对于生活的感受能力。
在一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会议上，会议的组织者为我拟定的发言题目，是“关于跨学科研究的思考”，于是我知道，我这一时期所从事的研究，已被目为“跨学科研究”；我也知道了，打开学科边界、“跨学科研究”已经成为被普遍关心的话题。较之“跨学科”、知识重构一类大题目，我所关心的，无宁说是怎样才能在尽可能广大的空间思考这一更“个人”的问题，以及怎样在重重制约中尽可能地“解放”自己的问题——这也才是我有可能着力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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